论中国大陆落后问题的秦汉根源，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海外读曹雪芹的“文化冲突”，杀一个文明容易建一个文明很难…… 《史学与红学》收录了史家唐德刚在史学理论、研究方法和红学方面的札记共计十七篇，论及史学与文学的关系、小说与历史的关系、海外中国作家的本土性、汉字拉丁化等议题。作者认为，“文史不分”是传统东、西方史学异曲同工之处，优秀的史学著作往往也是卓越的文学精品，主张史以文传，避免僵硬执拗地治史，并强调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书中细述李宗仁回忆录成书过程的篇章，可见其在口述史学方面用功之深，作者对《红楼梦》里避讳问题的集中讨论和“以经读经”分析曹雪芹的“文化冲突”的文章也颇有创见。 《史学与红学》谈的是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唐先生的文笔有文学笔底，写得灵活，因而让读者不忍停下来，这就是文学笔法的功劳。后来跟史家唐德刚打过笔仗的夏志清先生十分看重“唐派散文”，称其为“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
诗人闻一多在《祈祷》一诗中有句：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 唐德刚教授的《中国之惑》，就是最好的回答。
一部了解民国历史的好书，根据全本制作，没有删节。
这是唐德刚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与《李宗仁回忆录》并称“文史双璧”。 小说原拟题《三天两夜》，上篇“往事知多少”，下篇“昨夜梦魂中”，故事从中国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开始展开，三天两夜的时空，以倒叙法写了半个世纪中国的变动，“虽是小说，也是个人所见所闻若干真实小故事的综合报导”。它只为多难的近现代中国，那些历尽沧桑、受尽苦难的小人物的噩梦，做点见证；为失去的社会、永不再来的事事物物，和惨烈的“抗战”，留点痕迹。在这部六十万言长河著作，唐德刚率先提到“慰安妇”历史，后来“慰安妇”问题趋热，日本人也注意到了此书的材料。这是大时代的写照，中国人的故事；既是纪实小说，也是口述历史。 那些年月，那些变迁，恰是中国从民国到迈向20世纪里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唐德刚教授自己的家庭背景，倒也像书中男主角林文孙一样，是个庞大宅第和人口众多的大观园呢。他自己经过了抗日、国共内战到负笈海外，真的像一折一折的戏在眼前经过。他做观众，他也做演员。正因为那些动荡，唐教授是亲眼看见的，并且真真实实一路从那烽火里、风雨里、春花秋月里仆仆风尘走了过来，所以我们的历史学家在这部书里，有时候是带你在外面看，远处看，但也带你走进去看，血泪与辛酸，丝丝分明。在远处看，或许是历史；或许只是一出戏。在里面看呢，是苦难，也是人生。而这一段历史，这些曾经在旧时代里活跃着的人，也都将一个个走下历史的舞台，再也不会复返了。不管你是抱着怎样的心情看这些故事，这些人，这些事，也永远不会在我们以后的时代再现。一个时代就这样在纷纷攘攘中结束了。
少年时代，依照教科书，初学中国近代史，书中一句“杀了袁鼋蛋，人民好吃饭”的民谣，基本传神地显示了一种相传甚久的历史基调。袁世凯，作为毁灭中国第一代共和的“窃国大盗”，实在是祸国殃民的十恶不赦之徒。对于20世纪初叶，中国这一段似乎已经盖棺定论的历史，“袁氏当国”，而非“窃国”，简洁的4个字，就传递出完全不同的意味。唐德刚以异常通俗、精微的叙事，和清晰的历史哲学，融会贯通，重新勾勒出现代中国的历史图景和脉络。 我们曾熟知的那些重要人物和历史事件，被重新确定了基本关系。袁世凯是一个由帝制到终极民治时代大历史转型中的悲剧性人物，中国第一次建立共和国的失败（依照美国模式），并不能简单以奸雄篡国而定论。还原其中的诸多细节，那些连锁发生的事件，宋教仁案，二十一条，二次革命，护国战争……也并非是我们的教科书所描述的那般模样。 在这一场现代中国最早的共和国实践中，古老帝国的权谋传统与根基甚浅的共和意识交战，而围绕绝对权力展开的各种政治势力的角斗，最终让共和流产。而那些通常被演绎为神圣化身的力量，实际上也并不清白。 对于充斥着脸谱化人物、习惯于将所有的历史罪恶集于一人之身的历史教化，唐的写作，无疑是一次对历史的重新解读和揭示。他以非同寻常的专业素养，将中国历史带出善恶两极的搏杀。 唐德刚所抵达的境界，来自他的某种深入和超然的平衡。唐生于1920年，与那一段民国史血脉不远，又以半个世纪以上的人生阅历体察中国历史，不断发出求真的追问。他在美国治史，没有陷入中国斗争激烈的派系，因而在底韵和气质上就截然不同。
这本书是李宗仁先生一生的事业中最完备的记录，也是李氏一生各阶段心路历程的最忠实的写照。 这本书我个人已出版的著作中，用功最深、费力最大、遭遇困难最多的一部有原始性的史书。 李宗仁先生用了七十多年的岁月，始制造出本书中许多惊人的故事。我则用了将近六年的光阴——平生治学生产力最旺盛的六年光阴——才把它用中、英文记录下来。 本书原只是一部中文“草稿”，借助翻译之用。按照李氏与原资助单位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所订的合约和撰述计划，是在本书英文版发行之后，始能加以整理、润色，然后以中文版面世的。 总之，本书自动议磋商到付梓发行历时逾二十年的一系列过程中，它嵌在作者个人生命史上的痕迹，是苦是甜，也是终生不灭的。它能以这种形式出版，也可说是“执笔人”的一部“发愤之作”。
本书原是作者在撰写《胡适口述自传》时，打算自写的一篇短序，不料下笔即几十万言，结果“头”大不掉，只好印成专书，独立出版。 唐德刚先生凭自己的回忆和日记上的记录，对胡适一生牵惹到的无数问题与纠葛，几乎无所不谈，谈无不快。但又不止于回忆，他畅谈历史、政治、哲学、文学以及其他一切胡适关注的学问，可见作者才气纵横，博学多智，加上他古文根底深厚，天性诙谐，故落笔气势纵横，妙趣横生。 唐德刚将胡适写得生龙活虎，但又不是公式般装饰什么英雄超人。他笔下的胡适只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智慧、有天才也有错误和缺点的真实人物。 读了唐德刚笔下的胡适，你可以和他握手寒暄，笑语谈辨，不知夜之将尽，人之将老。
一般人对口述自传的了解，大抵是从唐德刚这部《胡适口述自传》开始的。这是唐德刚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所公布的胡适口述回忆十六次正式录音的英文稿，和唐德刚所保存并经过胡氏手订的残稿，对照参考，综合译出的。这也是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与胡适亲身交往，提着录音机完成的一项傲人的口述史传工程。 在这里，胡适重点是对自己一生的学术作总结评价，而这评价反映出胡适晚年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简直没有什么出入。唐德刚将其英文口述译为中文后所作的注释评论，却是不可不读的好文章。本书传与注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就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而言，注释部分的分量，恐怕还在传文之上。1970年代，海外史学界盛称本书：先看德刚，后看胡适。
袁氏当国，袁后中国，几乎封尘的遗稿，劫后重生。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最糟乱的一段时期，应该就是民国初年的所谓军阀时期了，而军阀时期实在是从袁世凯死亡之后才正式开始的。因为在帝制前，袁氏主政下的北京政府，还是一个可以号令全国的政府。地方军头还不能目无国家法纪，随意横行的。野心政客虽然也难免结党营私，但是在大一统的国家之内，纵横捭阖，多少还有些顾虑。可是到袁氏一死，那才是真正的王纲解纽，全国皆兵，政客纵横，中国近现代史才正式进入一个所谓“军阀时期”了。 一念之差做皇帝的袁世凯，闻国会而头痛色变的段祺瑞，全无班底的孤家寡人黎元洪，貌似菩萨浑浑而有机心的辫帅张勋，天生领袖文盲大总统曹锟，锋芒毕露的“飞将军”蔡锷，早年当“胡子”最后主政中枢的张作霖，内战绝不再打了的张学良，善于观风的山西阎锡山，全国知名的“倒戈将军”冯玉祥，纵横捭阖的老政客孙洪伊，旧式官场代拆代行的徐树铮，手无寸铁的梁启超，疯名远播的国学大师章太炎…… 唐德刚故世之后，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开始整理他留在纽约的手稿、论文、诗词、书信等资料，首先把其中若干遗稿重新编译，终使本书得以问世，唐德刚“民国通史计划”因此呈现“民国史军阀篇”。全书分为“袁后中国”、“段祺瑞政权”与“外篇：民国史军阀篇余绪”三部分，主要描绘袁世凯死后的政治乱象，阐述北洋军阀和政客的争权夺利，实力派段祺瑞脱颖而出，掌握大局的经过，综论黎段府院之争、参战案、宣统复辟、孙中山南下成立护法政府等历史问题，兼而探讨桂系、奉系军阀的兴衰始末。作者抽丝剥茧，条分缕析，言人所未言，值得细读。
《从晚清到民国》内容简介：长江三峡的曲折动荡，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中国自然史上的潮信地带。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二千年一遇的“社会文化大转型”的序幕。在史学大家唐德刚的慧眼中，“人文史观”一如“自然史观”，历史潮流中的长河，尤需历时百年的诡谲动荡，方能进入壮阔的太平洋。唐德刚交融三峡史观与人文探索于本书，成就一部客观而深入的中国近代史书。
自1894年始，中国与日本发生了两次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日本崛起为帝国主义强国；1937-1945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以中华民族之浴血奋战，取得全胜之局告终，自此中日荣辱易位。这两次战争的原因、进行的经过、最后的结果，以及它们对于亚洲和世界全局所产生的影响都完全不同。 本书辑录了唐德刚、吴相湘等史学大家关于两次中日战争的重要文章，其中唐德刚关于“汪精卫投敌始末”的系列长文首度在国内结集出版，带读者在历史深处反思两次中日战争中中国之得失。
本书由于作者观照历史的角度非同一般的历史学家，也因其极富个性和魅力的语言而在海外有极大影响；也正是因作者的历史观点与一般的历史学家晚清观点大不相同，《晚清七十年》在中国大陆迟迟未得出版。本版为国内首版，全书由“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太平天国”、“甲午与戊戌变法”、“义和团与八国联军”、“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五部分构成，并附有数十幅相关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原始照片，极富历史震撼和可读性。
唐德刚（1920年8月23日－2009年10月26日），男，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红学家；1920年生于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西乡山南馆唐老圩，就读于舒城中学。1939年，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历史学系；194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944年，在安徽学院史地系讲授《西洋通史》；1948年，赴美留学，195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1959年获史学博士；后留校任教，并兼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负责口述历史计划中国部分；1972年，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亚洲研究系系主任；曾任纽约文艺协会会长；2009年10月26日，因肾衰竭卒于美国旧金山佛利蒙家中，享年8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