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和李宗仁先生一起工作的最初两年——1958年9日至1960年秋季——对我发号施令的虽然不是我的中国“老同事”（李氏对我的自谦之辞），而我的背后却有一个时时不耻下问的洋上司——那个出钱出力的哥伦比亚大学。 不 ...登录后阅读完整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