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者》集历史、政治、间谍、惊悚等元素，讲述了一个潜伏于南越的北越间谍的故事。故事背景设于1975年，越共占领西贡，美军大撤退，真实身份是越共的主人公也随其南越“长官”逃难至美国，在美国继续进行间谍工作，向北越汇报敌情。在此期间，他作为难民和间谍，身心经历了非同寻常的折磨和挣扎。小说着重刻画了他的“同情者”的特质和身份，对越南的同胞、北越的同志、南越的士兵、美国白人社会中弱势的越南难民和其他少数族群，他都抱有深刻的同情。主人公背负双重身份，感受和跨越两种文化，由此发出困惑，在对自我和身份的探索中艰难行进，这也是文学的永恒的主题之一。作者以独特的眼光，通过巧妙的情节设置，让读者深入主人公的自白，追踪蛛丝马迹，临近尾声才恍然大悟。 普利策奖评审委员会将其归纳为“一个层次丰富的移民故事，一个双面人的辛辣独白，一个横跨越南、美国两个世界的声音。”结合阮清越最新短篇小说集《难民》，读者可以更直接地了解作者的成长经历，尤其对中国读者，读阮清越的作品会生出一种独特的历史纵深感，跳出作品本身思考战争与和平、家庭与个人的命运。
《难民》是阮清越的最新短篇小说集，共由7个短篇故事组成。与《同情者》相比，《难民》的题材更为日常，没有思想体系和国家命运的沉重叙事，多为在美国的平民百姓的生活，讲述人与人之间的牵绊。故事人物与情节迥异，如《黑眸女人》讲述了一位捉刀手撞鬼的故事，《祖国》则讲述了二代移民重回越南故土的经历。从书中可以看到作者阮清越的成长经历，也能看到他在移民身份认知等方面十多年的田野研究成果，每一篇作品都是赤裸的揭示、克制表达的复杂情感，审视了战争创伤、自我认知的危机以及记忆的珍贵与脆弱。整体看来，《难民》中的人物大多身处“不适之地”，想要表达的情感非常复杂，有追忆故土的乡愁，有大难不死的幸与不幸，有夫妻、恋人间的温情，有强烈的文化冲突……但作者的文字较为克制，时常用自嘲的语气讲述同为难民的不同经历。"
《青春之歌》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学生运动、塑造革命知识分子形象的优秀长篇小说。作者杨沫，出生于北京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在河北省定县等地教书，后又在北京做过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在此期间接触了马列主义思想，并加入了共产党。这种个人的生活经历对她的小说创作有很大的影响。《青春之歌》正是以“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以学生运动为主线，成功地塑造了林道静这一在三十年代觉醒、成长的革命青年的典型形象。 林道静出生于一个大地主的家庭，是一个中学生毕业生，为了反抗封建家庭的束缚，她毅然出走，只身逃到了北戴河谋生。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和打击之后，她对前途绝望了，在这样的时刻，那个在她眼中具有“骑士兼诗人”风度的余永泽闯入她的生活，成为她生活的伴侣。然而，渴望着“独立生活”做“自由的人”的林道静并不满足于做余永泽的家庭主妇。她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使她同那个冷酷自私的余永泽感情上出现了裂痕；余永泽的蝇营狗苟也使她看清了这个自私、平庸的男子的本来面目。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同共产党员卢嘉川等人的交往，革命的新天地更使她感到同余永泽的格格不入。终于，林道静斩断了小资产阶级感情的羁绊，离开了余永泽，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她参加游行、散发传单、宣传鼓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经受了铁窗的考验，最后迎着敌人的水龙大刀，和革命队伍一道勇往直前。小说生动地描绘了林道静由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步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所经历的曲曲折折、反反复复的人生历程，从中透视出整整一代革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艰苦道路。 除林道静之外，小说还塑造了卢嘉川、林红、余永泽、王晓燕等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人物形象，其中有为民族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有投机钻营以求平步青云的统治阶级的奴才，也有叛徒、特务以及自甘堕落的青年，形形色色人物的精神面貌得到了展示，这又使得小说包含了广阔、丰富的时代内涵。 在艺术特色上，整部作品结构宏伟，情节曲折复杂，在处理人物形象时作者避免了简单片面的处理，而是以细腻的笔触伸入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中，真实地刻划人物的心理，较为全面地把握了人物的多重侧面，因而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论中国大陆落后问题的秦汉根源，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海外读曹雪芹的“文化冲突”，杀一个文明容易建一个文明很难…… 《史学与红学》收录了史家唐德刚在史学理论、研究方法和红学方面的札记共计十七篇，论及史学与文学的关系、小说与历史的关系、海外中国作家的本土性、汉字拉丁化等议题。作者认为，“文史不分”是传统东、西方史学异曲同工之处，优秀的史学著作往往也是卓越的文学精品，主张史以文传，避免僵硬执拗地治史，并强调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书中细述李宗仁回忆录成书过程的篇章，可见其在口述史学方面用功之深，作者对《红楼梦》里避讳问题的集中讨论和“以经读经”分析曹雪芹的“文化冲突”的文章也颇有创见。 《史学与红学》谈的是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唐先生的文笔有文学笔底，写得灵活，因而让读者不忍停下来，这就是文学笔法的功劳。后来跟史家唐德刚打过笔仗的夏志清先生十分看重“唐派散文”，称其为“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
《五十年代的尘埃》，五十年代唐德刚在纽约发表的作品之精选，多为遗忘多年后重新整理发现的作品，故而称之。其中《梅兰芳传稿》既是唐德刚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之一，几十年来在海外反复刊载，被评家认为是所有写梅兰芳的传记、文章中最出色的。文章如名剧，屡屡上演，屡屡为人喝彩，当真像梅兰芳演《贵妃醉酒》一样了。《我的女上司》等几篇小说的有趣，除了能让我们一窥五十年代留美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更可以令读者领略一位优秀史学家的人生洞见和生命态度。《俄国的苍蝇和皮匠》由唐德刚根据老友何炳棣的一次旅行而记，文字亦十分有趣。 现在回头来看，《海外论坛》除了为五十年代的留学生留下声音之外，还不能否认，它是至今为止留学欧美中国知识分子所办的水准最高、文字最好的杂志之一。也因为办了这个杂志，才逼得唐德刚写了好些上乘文章。他说这些都是五十年代“尘埃”下的“流沙坠简”，我们却毋宁视为那是尘埃中不褪色的珠玉。
本书是史家唐德刚多年读书与日常见闻文章的集合，共三十二篇。其中谈到了胡适、顾维钧、张学良、刘廷芳、吴开先、刘绍堂、杨振宁等人，又论及《传记文学》、《鲁拜集》、《唐诗浅探》等书，于普通的细节中展现出历史的风貌。作者写人、评书，都把自己放在其中，穿插不少逸闻趣事，信笔所至，洒脱不羁，其中可见50年代到80年代美国华人学者生活的艰辛以及他们对传统文化深沉的热爱和极佳的人文素养。 作者唐德刚(1920～2009)，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贡献良多。著有《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
夏洛蒂和传记作者告诉我们，爱米丽生性独立、豁达、纯真、刚毅、热情而又内向。她颇有男儿气概，酷爱自己生长其间的荒原，平素在离群索居中，除去手足情谊，最喜与大自然为友，从她的诗和一生行为，都可见她天人合一宇宙观与人生观的表现，有人因此而将她视为神秘主义者。其实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来就是人类文明史上重要的命题，爱米丽不过是步历代哲人、隐者、科学家、艺术家后尘，通过生活和创作，身体力行地探寻人与自然的关系。 由于爱米丽一生经历简短，她既未受完整系统教育，又没有爱情婚姻实际体验，人们对于她能写出《呼啸山庄》这样深刻独特的爱情绝唱也曾疑惑不解。对这一问题，早有人以“天才说”做出解释，而经过百余年的研考据，传记作者和评论家又提出了更加令人信服的凭据。爱米丽以及她的姐妹，虽然生长在苦寒单调的约克郡，她们的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却来自北爱尔兰，母亲玛丽亚·勃兰威尔是威尔士人。这一对父母所属民族的祖先，同属具有冲动浪漫气质的凯尔特人，而且二人都不乏写诗为文的天分：帕特里克又一向怀有文学抱负，曾自费出版诗集；玛丽亚出嫁前写给帕特里克的情书，也是文采斐然。继承了父母的遗传基因，又受到荒原精神的陶冶哺育，爱米丽的艺术天才无疑并非无源之水；而且她家那座荒原边缘上的牧师住宅，外观虽然冷落寒酸，内里却因几个才智过人的子女相亲相携而温馨宜人。他们自幼相互鼓励、切磋，以读书写作为乐。这一方面大大冲淡了物质匮乏之苦；同时也培养锻炼了他们的写作功力。 爱米丽的写作，从诗开始，她在着手创作《呼啸山庄》之前十六七年间，陆续写出习作诗文《贡代尔传奇》和短诗，如今所见，仅近二百首诗。姑且不论它们本身的艺术价值，这些文字起码也是创作《呼啸山庄》这部不朽之作的有益准备。换言之，她写《呼啸山庄》，是她写诗的继续。她的诗，真挚、雄劲、粗犷、深沉、高朗，这也是《呼啸山庄》的格调。
小说一开始就开门见山。聚斯金德在三言两语后，立即点出了要为气味王国的天才怪杰让-巴蒂斯特·格雷诺耶立传的意图。随后，作家花费点笔墨交代了18世纪世界上最臭的城市巴黎，立即把本书的主人公“请”了出来——他于1738年7月17日（这年最炎热的一天）生在巴黎最臭的市区内一个臭鱼摊旁的宰鱼台下。接着，作家描述了格雷诺耶一系列的人生经历：婴幼儿时期举目无亲；八岁起被加拉尔夫人卖给制革匠格里马并在那里像牛马一样干活；第一次杀害一名少女并摄取其香味；为香水制造商巴尔迪尼重振香水业，徒步到南方去，在荒山里穴居七年；在蒙彼利埃的经历；在生产香水的名城格拉斯当伙计，其间杀害了二十五名少女，取得她们的香味制作香水；1766年被判处死刑却又死里逃生；1767年6月25日晨（这一天又是这年最热的一天）返回巴黎时被人分尸吃掉。
